2011年8月24日，全国人大启动了“刑诉法修正案”的工作。并且，将草案公布于众，广泛征求人民意见。

这份“刑诉法修正案”草案中，增添了一节“技术侦查”内容。说来奇怪，酝酿多年的，关系到公民切身权益的“保护公民隐私法案”并没有出台，而早已在实际使用的“技术侦查”却公开法律化了。这个事实，让全国民众耐人寻味。

“技术侦查”，顾名思义，是使用“技术”手段，进行侦察和调查。其既有公开方式，也有秘密方式。对此，在增添的“技术侦查”一节中，并没有具体说明。不过，却规定：“采取技术侦查措施，必须严格按照批准的措施种类、对象和期限执行。”；“为了查明案情，在必要的时候，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决定，可以由特定人员实施秘密侦查。”

这就是说，侦查机关采取何种“措施种类”？是否由特定人员实施“秘密侦查”方式？都是由领导人批准决定，即领导人说了算，而不是依据法律规定。也就是说，侦查机关采用任何公开和秘密“措施种类”进行“技术侦查”的行为，都不是依据法律规定，而是按领导人的意旨办理，其只对有批准决定权的领导人负责，而不是对法律负责。“技术侦查”一节中的这种表述规定，实质上，是使“长官意旨”凌驾于法律之上，即以权代法的不正常情况合法化。显然，这是与宪法载明的“以法治国”原则，以及“任何组识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规定相悖的。

问题不仅于此，任何法典的立法，既有对犯罪行为的惩治条款，也必须要有对使用公权力执法的人员不得滥用权力的惩处条款。这是一条基本的法理原则。然而，在增添的“技术侦查”一节中，只规定了批准决定侦查“措施种类”的领导人，以及侦查机关可以使用“技术侦查”的权力，并无对他们滥用此职权，侵犯公民人权时，应当追究刑事责任进行处罚的相应规定。因此，这一节“技术侦查”的修正案立法内容，既不完整，也不符合法理原则。

还必须指出，在现今滥用公权力的职权犯罪屡见不鲜的中国，谁能保证这些“长官”们都是清正廉洁，不会滥用职权、特权？又谁能保证侦查机关在使用“技术侦查”措施中，不发生滥用“技术侦查”特权，侵犯公民人权的行为？而这类情况的存在，就使得“技术侦查”，特别是无人知晓的秘密“技术侦查”措施手段，在没有法律监管情况下，不啻成了滥用公权力的人，实施秘密侵犯公民人权的犯罪手段？

众所周知，对公民是否有罪的界定，只能以人民法院的判决为准。在法院没有作出公民是否有罪判决前，公民是非罪的。在刑事诉讼的立案、侦查、起诉、法院审理等各个程序环节中，任何人都必须依法办理，不得侵犯宪法和法律赋予公民的基本人权。否则，就是一种违法犯罪行为。

然而，事实上，在中国，“监控”和“侦查”的技术措施手段，尤其是由特定人员“秘密侦查”的技术措施手段，早就秘而不宣地在实施。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其中，包括官方不予公开承认的，实际上却是确凿存在并使用的“秘密监控、遥控人体（大脑）”的高科技“脑控武器”措施手段。而现今滥用这种高科技“脑控武器”措施手段的秘密特定人员，正是在“监控”、“侦查”的名义下，恣意违宪犯法，秘密广泛地窃取公民的思想隐私，并且，对众多平民百姓的身体和精神，实施着24小时不间断的、长期的秘密骚扰试验和酷刑折磨迫害，肆无忌惮地侵犯宪法和法律赋予公民的基本人权！

因此，“草案”增添“技术侦查”中的这种立法表述，实质上，是在为这伙滥用“监控”、“侦查”职能特权，恣意非法侵犯公民人权的公权力犯罪分子提供了一顶“法律保护伞”！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新增添的“技术侦查”一节“立法”内容，明显违反宪法载明的“依法治国”和“国家保障公民人权”的原则，是为滥用公权力的人，以“监控”和“技术侦查”为名，实施公开和秘密侵犯公民人权的犯罪行为大开绿灯！因此，必须在此一节的条款中，明确添加：“一切有批准权的机关和领导人，一切公开或者秘密使用技术侦查措施种类的人员，都必须遵纪守法，不得滥用职权，实施侵犯公民思想隐私和人身不受侵犯等基本人权的行为，违反本规定者，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严加惩办”的条款。

否则，这一节增添的“技术侦查”修正案“立法”内容，是对宪法和法律不负责任；是对中国公民人权不负责任；是助长了滥用公权力腐败犯罪行为的气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