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岁“嘲”

 

     今年9月10日（农历八月十三），是老朽七十岁生日。在“黄莲树下”，我本无弹“琴”取“乐”的雅兴。奈何亲朋好友美意，竭力要为我祝寿，盛情难却，也只好“恭敬不如从命”了。

 

     是日，南京和燕路华灯初上，夜色斑驳璀璨。在一家“食府酒家”里，宴席欢笑。小有一周童稚，老有八十挚友；亲有妻嫂侄孙，朋有东西南北；文有博士高工，武有昔日战友；女有美貌靓女，男有风华才子。面对灯红酒绿，欢聚一堂，一番觥筹交错，煞是风光无限，犹似身临一个“小联合国”盛会。

 

     感慨之余，脑海陷入了一生之路回忆。

 

    1952年，十岁的我在苏州神农小学上四年级时，学校开展一个书法比赛，班主任强雅芬老师在我班挑选出二名学生书写毛笔字出展。一位学友周寿根书写小楷字，而我书写大楷字。当时正是抗美援朝热火朝天之际，又值“三反、五反，镇压反革命”运动风起云涌之时，心灵年幼的我，挥笔书写了“检举特务”四字醒目的大楷字出展。然而，没有想到，这四个字竟然会成了我人生道路上的座右铭，伴随我度过了一生酸甜苦辣，艰难困苦，风风雨雨的岁月！

 

     1962年夏天，二十岁的我在山东6188部队，奉命来到山东曲阜城北六十里的黄山执行上级任务，时值蒋介石集团叫嚣“反攻大陆”，派遣大量特务潜入大陆之际，一天晚上，突然紧急集合，我背着电台，手握冲锋枪，跟随首长搜遍了黄山的层峦叠峰，捉拿发射信号弹的国民党特务。彼情彼境，历历在目。

 

     1971年“文革”中，我工作于南京七三四厂（有线电厂），当时，南京市革委会主任方敏带着市公安局长王积德为顾问的“市宣队”进驻我厂，在大搞“深挖5.16反革命集团”运动中，我被诬陷是莫须有的所谓“5.16分子”。面对这纯属指鹿为马的日夜刑讯逼供政治迫害，我决不屈服，坚决抗争，向党中央毛主席连续书写了五份揭露方敏一伙弄虚作假，把大批干部群众诬陷打成“5.16反革命”的事实真相控告书。由此，在”公检法”人员公开出马对我进行明目张胆的诱供、串供、逼供无法得逞的情况下，遭来了他们使用“脑控技术”特务技术手段，对我身体（大脑）实施秘密遥控的酷刑折磨迫害和妄图“杀人灭口”的阴谋暗害……。

 

      1974年春，我只身去北京向党中央毛主席控告，在南京，在北京又都遭到秘密便衣特务的拦阻堵截。尽管在北京最高人民法院，接待人员默认了我控告这伙秘密特务技术手段的事实，但却明确表示，他们无权过问此事。

 

      自此至今，春来冬去，四十年来，为了捂住我迎难而上，始终坚决进行公开揭露控诉斗争的正义声音，这个遥控我身体的“恶魔缠身”式的秘密特务技术手段，一直日夜不停地对我的身体实施着丧心病狂的残酷折磨迫害。多舛的命运，让我与这伙秘密特务及其畜生手段结下了终生仇恨！

 

      人常说：三岁看老。而我在十岁时，仅由于一个偶然的小学书法展而书写的“检举特务”四个字，却成了我人生旅途上的指路明灯，是天意？还是人祸？想想也感到分外有趣。

 

     我的思路被后脑突然遭到一阵针刺般剧痛中断了。我知道，这是一伙在时刻不停地监控、遥控我身体（大脑）的秘密“脑控犯罪团伙”的特务们，又在发泄他们的兽性本能了。然而，对于这种司空见惯的人身折磨我早就习以为常。我笑着，说着，不停地与亲朋好友敬酒互贺。我就是要以这样高昂的革命乐观主义心态，嘲弄、嘲笑这伙秘密监控的特务畜生，让他们在我面前气急败坏，咬牙切齿又无可奈何！他们以为凭借手中的特权和高科技“脑腔技术”特工武器手段，就可以主宰一切，可命运也恰巧让他们遇上了我忻中庆，我要叫他们“吃不了兜着走”，我要以更加乐观的姿态，更加勇猛的针锋相对揭露斗争，叫他们在社会公众面前声名狼藉，无地自容，败下阵去！算他们倒霉，让他们在正义、真理、法律面前发抖吧！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作为一名反脑控斗争的“老马”，我自嘲还有点“识途”作用。我愿用毕生的精力，用还有不长时间的余生，为中国的反脑控斗争事业，为遭到这类秘密“脑控技术”特务手段荼毒而无辜死去的冤魂，为正在遭受或者将会被遭受这种秘密荼毒的受害者们，为我们的子孙后代不再遭受这样的秘密法西斯式的恐怖荼毒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生命不息，战斗不止。我责无旁贷。

 

     “七十岁是小弟弟，八十岁多来西，九十岁不稀奇。”我以“小弟弟”的心态写完这篇“七十岁嘲”，与大家共勉之。并且，愿将亲友们为我祝寿所拍的照片选上几张公布于下，与大家共享。

 

 

                                                        忻中庆（红聆）

                                                            2011-11-15